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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TU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Repository
  2. 法律學院
  3. 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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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欄位值語言
dc.contributor.advisor王泰升zh_TW
dc.contributor.advisorTay-Sheng Wangen
dc.contributor.author王皓zh_TW
dc.contributor.authorHao Wangen
dc.date.accessioned2026-04-08T16:19:45Z-
dc.date.available2026-04-09-
dc.date.copyright2026-04-08-
dc.date.issued2026-
dc.date.submitted2026-03-23-
dc.identifier.citation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按姓氏筆畫排序)
一、 書籍
(一)一般書籍
上海律師工會執行委員會編,2009 《上海市律師公會報告書》,初版,大象初版。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主編,2015 《夢想、責任與祝福:給新進律師的50封信》,初版,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60屆律師節慶祝特刊編輯委員會編著,2007 《走過一甲子:律師.傳承.歷史》,初版,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1971 《中華民國全國律師名錄》,初版,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2007 《律師懲戒案例選輯》,初版,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任拓書編著,1984 《中華民國律師考試制度》,初版,正中書局。
何勤華,2004 《外國法制史》,初版,韋伯文化。
何勤華等著,2004 《法國法律發達史》,初版,韋伯文化。
劉鳳翰、何智霖,1995 《梁肅戎先生訪談錄》,初版,國史館。
劉寧顏編,1982 《日據初期司法制度檔案》,初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尤英夫,1972 《中國律師制度概論》,初版,尤英夫律師事務所。
尤英夫,1980 《法律、法官與律師》,初版,尤英夫律師事務所。
尤英夫,1985 《中外律師制度》,初版,中央文物供應社。
王泰升,2010 《具有歷史思維的法學:結合台灣法律社會史與法律論證》,初版,元照。
王泰升,2014 《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二版,聯經出版。
王泰升,2022 《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三版,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王泰升,2025 《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二版,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王泰升,2025 《台灣法律史概論》,七版,元照。
王泰升、曾文亮合著,2005 《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初版,台北律師公會。
王泰升、曾文亮合著,2011 《台灣法學會四十年史:自由民主法治的推手》,初版,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
王泰升、曾文亮、羅其祥、吳俊瑩、王志弘、林政佑、林至曜、陳慶鴻,2011 《台灣法律人的故事》,初版,元照。
王惠光,2012 《法律倫理學講義》,二版,元照。
台北律師公會,2009 《台北律師公會倫理風紀案例選輯》,三版,台北律師公會。
台北律師公會,2012 《法律倫理》,初版,台北律師公會。
司法院,2004 《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初版,司法院自刊。
李禮仲、謝良駿,2013 《法律倫理學》,初版,元照。
邱聯恭,1992 《司法之現代化與程序法》,初版,林雅英。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2014 《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冊,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波雷斯特著,傅再明、張文彪譯,1997 《歐美早期的律師界》,初版,中國政法大學。
靑鋒編著,1995 《美國律師制度》,初版,中國法制出版社。
姜世明,2008 《律師倫理法》,初版,元照。
姜世明,2019 《法律倫理學》,三版,元照。
姚孟昌、林火旺等編,2019 《法律倫理學》,初版,新學林。
胡蕙寧,1994 《法律企業家林敏生》,初版,月旦。
真田芳憲、華夏、趙立新等著,2005 《日本的法律暨授予法律文化變遷》,初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格林、赫恩著,陳庚生等譯,1992 《英國律師制度與律師法》,初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條約局,1990 《律令總覽「外地法制誌」第三部之二》,初版,文生書院。
陶髦、宋英輝合著,1995 《律師制度比較研究》,初版,中國政法大學。
孫慧敏,2012 《制度移植:民初上海的中國律師1912-1937》,初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梁妃儀、蔡篤堅,2004 《互信與堅持:萬國三十年的故事》,初版,記憶工程。
曾士榮,2013 《近代心智與日常台灣:法律人黃既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初版,稻鄉出版。
黃宗樂編,1996 《台灣法制一百年論文集》,初版,臺灣法學會原中國比較法學會。
勞倫斯‧傅利曼著,吳懿婷譯,2005 《二十世紀美國法律史》,初版,商周出版。
勞倫斯‧傅利曼著,劉宏恩、王敏銓譯,2016 《美國法律史》,初版,聯經出版公司。
黃瑞明,2010 《一個律師的人文追尋》,初版,新學林。
森際康友編,2011 《法曹倫理》,初版,新學林。
臺北律師公會編,2012 《法律倫理》,初版,五南。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法務部,1917 《臺灣司法制度沿革誌》,初版,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法務部。
魏千峯,2014 《律師袍下的世界》,初版,玉山社。
(二)翻譯書籍
Geoffrey C. Hazard. Jr. and Angelo Dondi著、李禮仲譯,2011 《比較法律倫理學》,初版,新學林。
Kennedy, Brian.著,郭乃嘉譯,2005 《美國法律倫理》,初版,商周出版。
John H. Merryman著、章孝慈譯,1988 《大陸法系之傳統》,初版,黎明公司。
Rogelio Perez-Perdomo、John H. Merryman著、藍元駿譯,2020 《大陸法傳統——西歐與拉丁美洲的法律制度概述》,初版,五南。
Astrid Steinkraus著,黃耀宗譯,2011 《德國律師職業規則與民事責任》,初版,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二、書之篇章
夫馬進著,1998 范愉、王亞新譯,〈明清時代的訟師與訴訟制度〉,收於王亞新、梁治平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頁418-420,法律出版社。
曾文亮,2015 〈殖民地臺灣的辯護士社群與法律職業主義〉,《「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頁189-231,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曾文亮,2019 〈日治時期台灣的辯護士社群〉,收於王泰升編《多元法律在地匯合》,頁233-273,台大。
劉恆妏,2004 〈日治與國治政權交替前後台籍法律人之研究—以取得終戰前之日本法曹資格者為中心〉,《戰鬥的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頁111-150,元照。
劉恆妏,2014 〈戰後臺灣司法人才養成背景的日本因素〉,《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頁371-416,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三、期刊論文
尤英夫,1983 〈評律師管理規則草案初稿〉,《律師通訊》,第42期。
王泰升,1994 〈臺灣日治時期殖民地立法之程序與內容〉,《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24卷第1期,頁1-39。
王泰升,1999 〈臺灣戰後初期的政權轉替與法律體系的承接 (1945-1949)〉,《臺大法學論叢》,第29卷第1期,頁1-56。
王泰升,2011 〈臺灣社會中律師的角色:鬥士乎?生意人乎?〉,《臺灣法學雜誌》,第181期,頁1-10。
王泰升,2022 〈傳統訟師陰影下的現代律師─日治台灣民眾近用辯護士之實證分析〉,《台灣法律人》,第7期,頁1-35。
王泰升,2007 〈清末及民國時代中國與西式法院的初次接觸——以法院制度及其設置為中心〉,《中研院法學期刊》,第1期,頁195-256。
王泰升、曾文亮、吳俊瑩,2018 〈追尋記憶中的台北律師公會會館── 啟動律師業的轉型正義工程〉,《律師法學期刊》,第一期,頁1-62。
尤陳俊,2012 〈陰影下的正當性——民末清初的律師職業與律師制度〉,《法學》,2012年12期,頁136-146。
李永然,1982 〈談律師法第五十條第二項修訂的迷惘〉,《律師通訊》,第40期,頁2-3。
李永然,1986 〈也談改進律師制度〉,《律師通訊》,第85期,頁28-29。
邱志紅,2011 〈從「訟師」到「律師」——從翻譯看近代中國社會對律師的認知〉,《近代史研究》,第3期,頁48-58。
吳俊瑩,2005 〈日治時期臺灣人與近代法律的交會-以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為例〉,《政大史粹》,頁89-123。
吳俊瑩,2019 〈臺灣法律專業社群的研究史回顧(1992-2017)〉,《中研院法學期刊》,頁341-384。
李衛東,2007 〈民初組建全國性律師組織的努力與頓挫——以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為中心〉,《浙江學刊》,第4期,頁145-152。
李衛東,2008 〈律師公會與民國律師職業自治——以律師公會組織結構變遷為中心〉,《甘肅社會科學》,第2期,頁220-224。
李衛東,2008 〈從會長負責到委員主持:1927年上海律師公會改組述論〉,《江蘇社會科學》,第1期,頁162-168。
李鎨瀓,2002 〈法國律師制度〉,《法學叢刊》,第47卷第2期,頁107-130。
河合弘之、李昆曄,1986 〈日本律師之歷史與律師公會〉,《律師通訊》,第85期,頁23-26。
范光群,1996 〈論現代律師的自治自律〉,《律師通訊》,207期。
孫性初,1984 〈律師管理規則終於刪除〉,《律師通訊》,第65期,頁2-3。
陳宛妤,2017 〈辯護士古屋貞雄的跨境、思想與行動〉,《臺灣史研究》,第24卷第3期,頁49-88,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涂欣凱,2020 〈日治中期士紳與知識分子對司法從業者的觀感〉,《史繹》,第四十期,頁79-114。
孫斌、劉冠廷,2018 〈臺北律師公會退出全聯會後推動律師法修法之進程〉,《在野法潮》,37期。
夏傳位,2009 〈社會的良心,人權的守護者 談律師法修法草案的精神與方向〉,《司法改革雜誌》,73期,頁12-16。
孫慧敏,2001 〈中國律師的建立——以上海為中心的觀察〉,《法制史研究》,第2期,頁111-157。
孫慧敏,2002 〈從東京、北京到上海:日系法學教育與中國律師的養成〉,《法制史研究》,第3期,頁157-198。
孫慧敏,2006 〈清末中國對律師制度的認識與引介〉,《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頁165-210。
孫德裕,1982 〈論當局擬制訂律師管理規則〉,《律師通訊》,第39期,頁12-16。
陳鋕雄,2019 〈律師法修法的時代意義〉,《全國律師》,第23卷9期,頁2-5。
許士宦,1994 〈臺灣律師制度──以新律師法之制度變革為中心〉,《植根雜誌》,10卷11期,頁1-24。
張英傑,1983 〈律師管理規則引起的震撼〉,《律師通訊》,第51期,頁9。
梁家昊、劉子碩,2020 〈世紀變局與律師法修正〉,《在野法潮》,46期。
張哲源,2006 〈律師之法律地位與獨立性原則-德國暨歐陸發展概況〉,《玄奘法律學報》,第5期,頁141-178。
許菁芳,2022 〈律師與律師工作〉,《政大法學評論》,特刊,頁225-268。
黃瑞明,1990 〈歐陸法系下律師社會角色之探討〉,《律師通訊》,第130期,頁35-39。
臺北律師公會,2016 〈105年度律師節慶祝大會致詞 律師法修法的關鍵時刻〉,《在野法潮》,第31期,頁104-107。
劉恆妏,2002 〈戰後臺灣司法人之研究—以司法官訓練所文化為主的觀察〉,載於《思與言》,第40卷1期,頁167-217。
賴浩敏,1983 〈律師的地位及使命〉,《律師通訊》,第50期,頁5-9。
謝佑平,2002 〈中國古代「辯護士」、「訟師」與現代職業律師的差異〉,《法令月刊》,第53:6期,頁58-64。
謝良駿,2021 〈新律師法修正後之律師倫理近期發展—重要實務見解回顧〉。
鍾瑞楷,2020 〈論律師法新修法對律師自律自治原則發展的影響〉,《全國律師》,第24卷第9期,頁9-20。
四、研討會論文或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吳密察,1988 〈明治三五年日本中央政界的「臺灣問題」〉,發表於東海大學舉辦之第二屆臺灣開發史研討會,未出版。
曾文亮,2017 《為權力或是為權利?臺灣日治時期法律社群研究》,科技部計畫成果報告,未出版。
曾文亮,2010 〈戰火下的辯護士:「黃繼圖日記」中的臺灣人法律社群經驗〉,發表於中央研究卷台灣史研究所主辦,「日記與台灣史研討會」,未出版。
鄭傑夫,2001 《日本律師制度之研究》,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未出版。
五、未出版之學位論文
吳厚子,2006 《臺灣律師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以消費者保護運動為中心》,臺大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吳俊瑩,2007 《台灣代書的歷史考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柯士斌,2007 《臺灣律師制度管理法制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
涂欣凱,2020 《戰後外省律師社群在臺灣的發展(1945-1987)》,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郭羿玲,2014 《法律倫理規範時效性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
郭俊德,2010 《由法律倫理學觀察法治國家中的律師角色》,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
陳鋕雄,1996 〈日治時期的臺灣法曹——以國家為中心之歷史考察〉,臺大法研所碩士論文。
張復鈞,2007 《戰後台灣的律師──從個別到集體的擁護人權》,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蔡鴻燊,2023 〈律師法執行律師職務之管制—兼評臺灣「單一入會全國執業」制度變革〉,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
鍾淑敏,1989 《日據初期台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
六、其他
《中央日報》
台中律師公會內部檔案
台中律師公會刊物
台北律師公會內部檔案
台北律師公會刊物
立法院公報
立法院議事暨公報管理系統
台南律師公會刊物
民眾法律
《民報》
《申報》
台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
《台灣總督府檔案 總督府公文類纂》
全國法規資料庫
《法政公論》
《律師通訊》
高雄律師公會內部檔案
國史館檔案
《臺法月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法律新報》
臺灣高等法院永久保存檔
《臺灣新民報》
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日文文獻(按姓氏筆畫排序)
一、書籍
三阪佳宏,2014 《近代日本の司法省と裁判官》,大阪大學出版會。
小野博司,2013 〈植民地臺灣における行政救済制度の成立—訴願法施行の経緯を中心に—,《神戸法学雑誌》,63卷1号,頁71-139。
日本弁護士連合会,1959 《日本弁護士沿革史》,自刊。
外務省編,1990 《外地法制誌6卷:臺灣に施行すべき法令に関する法律の議事録》。
吉井蒼生夫,1996 《近代日本の国家形成と法》,日本評論社。
安達元之助等編,1935 《東京辯護士會史》,東京辯護士會事務所。
新井勉、蕪山厳、小柳春一郎,2011 《近代日本司法制度史》,日本出版販売株式会社。
石井成一,1972 《弁護士の使命・倫理》,日本評論社。
奧平昌洪,1971 《日本辯護士史》,有斐閣書房。
二、期刊論文
小野博司,2013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行政救済制度の成立—訴願法施行の経緯を中心に〉,《神戸法学雑誌》,第63卷1号,頁71-139。
小野博司,2014 〈台湾弁護士協会(1931−1935)に関する予備的研究:基本情報の整理を中心に〉,《神戸法学雑誌》,第64卷2号,頁225-259。
六根佳平,2004 《日本の法と社会》,有斐閣書房,頁96-108。
吉井蒼生夫,1996 《近代日本の国家形成と法》,日本評論社,頁379。
瀧川政次郎,1959 《日本弁護士前史公事宿の硏究 : 公事宿編述『祕下會』の紹介》,早稻田大學比較法硏究所。
三、書之章節
大野正男,1972 〈職業史としての弁護士および弁護士団体の歴史〉,收於大野正男著,《弁護士の団体》,日本評論社。
河合弘之,1982 〈弁護士という職業〉,《日本の辯護士の歷史と辯護士會》,三一書房勞動組合。
野田良之,1966 〈日本における外国法の摂取〉,《外国法日本法》,頁1-38,岩波書店。
潮見俊隆,1972 〈日本における在野法曹の系譜〉,收於潮見俊隆,《日本の弁護士》,日本評論社,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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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identifier.urihttp://tdr.lib.ntu.edu.tw/jspui/handle/123456789/102211-
dc.description.abstract本文以律師自治為核心問題,以法律史為研究方法,強調法規範與實踐之間的互動,追問國家監督如何被安置於法規範,又如何在不同情勢下變形再現,同時觀察律師社群如何回應、對抗或合作,並在長時段累積自我治理能力。材料涵蓋各時期管理律師之法規範,並系統性使用報紙、公會內部檔案、立法院會議紀錄、律師刊物與訪談等。
本文的核心發現是:在台灣律師業絕大多數的歲月裡,律師自治的空間都是被政府給定的。此一格局早在律師業出現於台灣之前即已決定——明治日本基於中央集權需求繼受法國法,將律師定位為司法制度的輔助角色,這套高度管制的制度被二度移植到殖民地台灣。日治近五十年間,律師自治呈現階段性變化:從執業利益競逐,到 1920 年代人權擁護與政治參與的高峰,再到 1930年代中期後因法西斯化與戰爭而中輟。然而辯護士會的運作始終在政府劃定的框架內進行,1935 年朱諾號事件中臺灣辯護士協會在官方施壓下一夕解散,最直白地揭示此一現實。
戰後施行於台灣的中華民國律師制度與日治辯護士制度系出同門——清末民初的《律師暫行章程》幾乎是日本《辯護士法》的中譯本。不同政權選擇相近的制度藍本,係基於相似的統治考量。戰後初期,資格轉換問題激發了律師團結對抗政府的精彩自治實踐,接收之初律師界亦展現為民服務與擁護人權的活力;惟二二八事件造成大量法律菁英罹難,律師自治再度凍結。戒嚴時期,國家干預達到歷史高峰:制度層次延續日治以來的行政管制,更疊加了黨國體制對律師團體的系統性滲透——在公會設置黨團書記、以外省人律師與軍法官出身律師長期主導公會、在政治案件中透過多重模式干預辯護權。黨務與特務人員滲透律師團體甚至不具備法規範的授權,是對律師自治最大程度的戕害。不過,中國比較法學會在威權縫隙中長期培養改革人才,為日後改革埋下火種。
解嚴後,律師自治的轉折並非始於 1987 年這一單一時點。1982 年《律師管理規則》爭議已見律師界大規模團結對抗政府干預並正面論述律師自治。1992 年律師法全面修法確立律師使命條款、將章程核准改為備案、將派員監督改為得派員列席,是法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斬獲。此後自治議題發生根本性轉向,從對外抵抗國家干預,轉向對內處理組織失能、資源分配與代表性等結構性問題。全聯會因間接會員制而失能、複數入會造成執業壁壘,路線分歧在2016 至 2017 年激化,同時法務部 2018 年草案構成行政權反撲的威脅。在對內組織民主化與對外執業獨立性的雙重動力下,2020 年新《律師法》以全律會直接選舉、單一入會與跨區服務費、強化倫理自律與公益義務完成制度重建;惟新制上路時間尚短,運作效果仍有待檢證。
zh_TW
dc.description.abstractTaking lawyer self-governance as its core problem and legal history as its method, this study foreground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egal norms and practice. It asks how state supervision has been embedded in legal norms through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how it has been transformed under changing circumstances, while observing how the legal profession has responded, resisted, or cooperated, accumulating capacities for self-governance over the long term. Its materials span lawyer-regulatory regimes across all periods, systematically drawing on newspapers, internal bar-association files, Legislative Yuan records, lawyers’ periodicals, and interviews.
The study’s central finding is that throughout most of the legal profession’s history in Taiwan, the space for lawyer self-governance has been defined and delimited by the state. This pattern was determined before lawyers first appeared in Taiwan: Meiji Japan, driven by the imperatives of centralization, adopted French law and positioned lawyers as auxiliaries to the courts. This high-control framework was transplanted twice to colonial Taiwan. Over the nearly fifty years of Japanese rule, lawyer self-governance underwent phased changes—from competition over practice-related interests, to a peak of human-rights advoc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1920s, to an abrupt interruption caused by fascism and war from the mid-1930s onward. Throughout, bar associations operated within boundaries set by the state; the overnight dissolution of the Taiwan Bengoshi Association under official pressure in the 1935 Juno Incident laid this reality bare.
The ROC lawyer regime implemented in post-war Taiwan shared a common origin with the colonial bengoshi system: the early Republican Provisional Lawyer Regulations were virtually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Japan’s Bengoshi Act. Different regimes chose similar institutional blueprints based on parallel governance imperatives.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qualification-conversion conflicts provoked vigorous collective self-governance, and lawyers initially exhibited an active commitment to public service and human-rights defense; yet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decimated the legal elite, freezing self-governance once again. During the martial-law period, state intervention reached its historical zenith: institutional controls continued from the colonial era, compounded by the KMT regime’s systematic infiltration of bar associations—installing party-cell secretaries, ensuring that Mainlander and former military-court lawyers dominated association leadership, and intervening in political-case defense through multiple mechanisms. The infiltration of party and intelligence personnel lacked even the formal legality of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constituting the most severe damage to lawyer self-governance observed in this study. Nevertheless, the Chinese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aw quietly nurtured reform-minded legal professionals within the crevices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sowing seeds for future change.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the turning point for lawyer self-governance did not begin at the single moment of 1987. The 1982 conflict over the Lawyers Management Rules already saw the profession unite against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and articulate self-governance claims on a large scale. The comprehensive 1992 amendment to the Attorney Regulation Act established a “lawyer’s mission” clause, converted charter approval from a permit to a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changed supervisory attendance at meetings from mandatory monitoring to permissive observation—unprecedented statutory advances. Thereafter, the agenda of self-governance shifted fundamentally: from resisting external state interference to addressing internal structural problems such as organizational dysfunc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epresentativeness. The National Bar Association’s incapacity under its indirect-memb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practice barriers of the multiple-membership system fueled an intensifying rift in 2016–2017, while the Ministry of Justice’s 2018 draft bill posed the threat of administrative counter-encroachment. Driven by the twin imperative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democratization and external professional independence, the new Attorney Regulation Act of 2020 accomplished an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democratizing the Taiwan Bar Association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dopting single membership paired with cross-regional service fees, and strengthening ethical self-regulation and public-interest obligations. As the new system has been in place for only a short time, its operational effects remain to be verified.
en
dc.description.provenanceSubmitted by admin ntu (admin@lib.ntu.edu.tw) on 2026-04-08T16:19:4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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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escription.tableofcontents中文摘要 ...................................................................................... i
Abstract ..................................................................................... iii
目次 ............................................................................................ v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內容 ..................................................................... 6
第一項 研究方法與範圍 .................................................................. 6
第二項 名詞解釋 ............................................................................ 7
第一款 訴訟代人、辯護士、律師 ............................................. 7
第二款 律師自治 ..................................................................... 8
第三款 本省人律師、外省人律師 ............................................. 8
第三項 章節安排 ............................................................................ 9
第二章 日治台灣的律師自治初體驗(1896-1945) ............ 10
第一節 從日本帝國繼受的律師制度談起 ........................................... 13
第一項 明治初期對法國法律繼受下的對司法審判權 ...................... 13
第二項 律師制度的雛形 ................................................................ 15
第三項 法國大革命後律師制度對明治政府的吸引力 ...................... 17
第四項 跛行出發的律師自治 ......................................................... 19
第二節 律師業肇始之初被代行的律師自治(1896-1900) ................ 24
第一項 訴訟代人制度出現 ............................................................ 24
第二項 高度管制的訴訟代人制度 .................................................. 27
第三項 制度的由來與考量因素 ..................................................... 29
第四項 競逐利益以及被代行的律師自治 ....................................... 31
第五項 迅速推換成辯護士制度 ..................................................... 36
第六項 最終成形的辯護士法 ......................................................... 37
第三節 律師業的茁壯與人權擁護的成長(1900-1935) .................... 41
第一項 帝國律師制度疊加殖民地的困境 ....................................... 42
第一款 官方對律師自治的打壓與傷害 .................................... 42
第二款 官尊民卑作為律師自治走得艱難的不利因素 ............... 43
第三款 律師自治困難重重之中的自己因素 ............................. 45
第二項 維護自身職業利益而團結爭取 ........................................... 47
第一款 任意辯護士會以自身利益為主軸的對抗與倡議 ........... 47
第二款 法定辯護士會與任意辯護士會的比較 ......................... 51
第三項 殖民地壓制的鬆綁帶來自治機會 ....................................... 53
第四項 內地律師自治運動帶來的新法與對台灣的影響 .................. 59
第四節 戰前律師自治的轉弱與戰時的中輟(1936-1945) ................ 62
第一項 法定辯護士會大幅活躍的組織與活動 ................................ 62
第二項 不利時局捻熄方興之勢 ..................................................... 65
第三項 禁航的律師自治——從朱諾號事件 .................................... 68
第五節 小結 ..................................................................................... 71
第三章 戰後初期的轉軌與過渡(1945-1949) ................... 74
第一節 戰前律師業的瓦解 ................................................................ 74
第二節 戰後律師制度的前世今生 ..................................................... 76
第一項 高度管制低度自治的中國第一部《律師法》 ...................... 76
第二項 與戰前日本系出同門 ......................................................... 78
第三項 民國中國律師自治經驗 ..................................................... 83
第一款 民國中國時代律師制度的規範態度 ............................. 83
第二款 上海律師自治的綻放與衰亡 ....................................... 87
第三款 明治日本與民國中國的比較呼應 ................................ 91
第三節 橫生在台灣的律師法:留下更狹窄的自治空間 ...................... 93
第四節 絕處生花——律師資格轉換激發最精彩的律師自治 ............... 94
第一項 政府危害到職業利益的資格轉換措施 ................................ 94
第二項 律師團結起來與政府對抗 .................................................. 95
第五節 從活潑到噤聲的律師自治 ..................................................... 98
第六節 小結 ................................................................................... 100
第四章 戒嚴時期政府對律師自治之干預(1949-1987) . 102
第一節 行政管制與刑事辯護的「排除」 ......................................... 102
第二節 律師社群結構與國家滲透機制 ............................................ 104
第一項 外省人律師與軍法官出身律師:政權的「友善社群」 ...... 105
第二項 本省人律師與在野法曹:被壓抑的少數派 ....................... 105
第三項 律師公會作為「非常時期人民團體」 .............................. 106
第三節 會館空間、公益事務與黨國滲透 ......................................... 108
第一項 會館爭議:律師公會會館涉及律師自治的權力安排 ......... 108
第二項 平民法律扶助:被行政機關「督導」的律師天職 ............. 110
第三項 黨團書記與「愛國團體」 :黨國對公會的直接滲透 ........... 111
第四節 政治案件中的直接施壓與選擇性的人權擁護 ....................... 112
第一項 雷震案:阻止接案與企圖預審辯護內容 ........................... 113
第二項 彭明敏案:律師作為政權與本土社會之間的「橋樑」 ...... 114
第三項 余登發案:國家指定「安全律師」與黨外律師的角力 ...... 115
第四項 「政治犯律師」的風險與懲戒:以林頌和、石美瑜為例 .. 116
第五項 小結:三種典型干預模式的交織 ..................................... 117
第五節 戒嚴晚期:律師自治空間依舊有限 ..................................... 118
第一項 政府允許律師投身的消費者保護運動 .............................. 118
第二項 美麗島律師挺身而出與被打壓 ......................................... 120
第六節 中國比較法學會埋下種子:律師自治改革的知識搖籃 ......... 121
第一項 以美國 ABA 為範本的自由團體構想 ................................. 121
第二項 威權體制下的知識啟蒙搖籃 ............................................ 122
第三項 政府的注意、阻撓與試圖介入 ......................................... 123
第四項 對律師制度改革的貢獻 ................................................... 125
第五項 與台北律師公會、民間司改會形成改革陣線 .................... 126
第七節 小結 ................................................................................... 126
第五章 解嚴後的律師自治發展(1987 年迄今) .............. 129
第一節 解嚴前《律師管理規則》衝突與自治覺醒 ........................... 129
第二節 律師自治與 1992 年修法的前因後果 ................................... 133
第一項 1992 年修法的養分與條件 ............................................. 133
第二項 1992 年修法撬開的自治空間 .......................................... 135
第三項 修法後律師界的肯定與未竟 ............................................ 137
第三節 2000 年代自治議題之轉向 ................................................... 139
第一項 律師自治的結構性危機:組織失能與資源分配不均(2000s-2016) 139
第二項 「單一入會」運動與律師界的路線分歧(2016-2017) .... 142
第三項 國家行政權的反撲與律師界的抵抗 .................................. 143
第四項 2020 年新制:律師自治的制度重構 ............................... 146
第四節 小結 ................................................................................... 148
第六章 結論 ........................................................................... 151
參考文獻 ................................................................................. 155
-
dc.language.isozh_TW-
dc.subject律師自治-
dc.subject法律史-
dc.subject律師公會-
dc.subject國家監督-
dc.subject律師法-
dc.subjectlawyer self-governance-
dc.subjectlegal history-
dc.subjectbar association-
dc.subjectstate supervision-
dc.subjectattorney regulation-
dc.title台灣的律師自治——法規範及實踐的歷時性考察(1896年迄今)zh_TW
dc.titleThe Autonomy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Taiwan: A Diachronic Inquiry into Legal Norms and Practices (1896–Present)en
dc.typeThesis-
dc.date.schoolyear114-2-
dc.description.degree碩士-
dc.contributor.oralexamcommittee曾文亮;許菁芳zh_TW
dc.contributor.oralexamcommitteeWen-Liang Tseng;Ching-Fang Hsuen
dc.subject.keyword律師自治,法律史律師公會國家監督律師法zh_TW
dc.subject.keywordlawyer self-governance,legal historybar associationstate supervisionattorney regulationen
dc.relation.page168-
dc.identifier.doi10.6342/NTU202600871-
dc.rights.note未授權-
dc.date.accepted2026-03-24-
dc.contributor.author-college法律學院-
dc.contributor.author-dept法律學系-
dc.date.embargo-liftN/A-
顯示於系所單位: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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